6月，四川安岳的柠檬树挂满了青果，竹林深处蝉声初起。我的间质性肺炎已进入晚期，身子像一盏快要耗尽酥油的灯，坐在病榻旁边，连呼吸都成了奢侈的事。可我的心，却常常翻过千山万岭，回到那片叫做西藏的高地——回到亚东沟的原始森林，与张晓章老兵的思绪一起，回到邦达草原那海拔4334米的风雪跑道上。

6月10日午后14时，老张从成都驱车来到安岳我的家中。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兵，一个左臂上还嵌着一块钢板的老兵，一个与我分别在亚东沟的密林里扛过枪、同在雪域高原的冻土上抡过镐、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老兵——他来看我了。

张晓章老兵为了不给我添麻烦，他始终不肯说出从成都出发的时间和抵达安岳的时间。微信里我问了几次，他只说“路上风景不错”，把话题岔开。直到汽车开到我家附近、导航结束，他才发来一条简短的消息：“到了，导航说就在你旁边。”

14时，完美地错过了农村的午饭饭点。他的理由是“年岁已高，早上没法起早”。我心里明镜似的——他是不想在我家吃午饭，怕给我和爱人增加负担。我曾电话里告诉他，我家地处成渝中端的丘陵，沱江与涪江的分水岭上，虽地薄物瘠，但有新鲜的空气、环保的菜蔬。他说：“没必要，不用考虑我的行程和午饭，我喜欢自由出行。”每一个字，都藏着一个老兵的体贴——像高原上的酥油茶，不声不响，却暖透心窝。

他给我带来了三本崭新的笔记本，二十多本精品散文书籍，一套贾平凹作品集，还有一套原文带译释的《资治通鉴》。我们两位老兵，激动地握住了对方的手。

这两双手，都曾经在亚东沟的原始森林里，被荆棘划破过，被冰雪冻裂过，都留存有钢枪磨过的厚厚老茧。

一、亚东沟的密林军缘

老张是1971年1月从四川入伍的。那一年，他穿上绿军装时，我还是一个走路偏偏倒的农村娃，他沿着川藏公路一路向西，车窗外的风景从盆地变成高山，从绿色变成荒原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心却越来越滚烫。

他到了亚东，在原工程兵305团服役。最早驻守在亚东噶举寺附近的密林深处。那里，海拔不算最高，但原始森林遮天蔽日，雨季泥石流频发，冬季大雪封山。亚东沟，是一条狭长的峡谷，从帕里镇一直延伸到下亚东，沟里长满了高大的松树和杜鹃。春天杜鹃花开得像火，冬天大雪把整条沟填成银白。就在那样的地方，他仅仅呆了大半年。

14年后的秋天，我也穿上了绿军装，兵车也是一路西行到了亚东，我和老张成了不同年代的西藏战友！

老张说，那时候的营房，全是用木头搭建起来的。夜里听得见印度洋暖湿气流带来的雨声，也听得见边境线上野兽的嚎叫。可最难忘的，还是战友们围坐在火塘边，唱起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》时的情景——火光映着每一张年轻的脸，眼睛里有雪山的亮。

他曾在西藏遭遇过一次车祸，左臂开放性骨折。昌都的医生给他骨头上钉了钢板。那块钢板，至今还留在他的身体里。每次过安检，仪器都会报警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工作人员：“我是西藏兵，这是当年在西藏时留下的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语气里没有抱怨，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。

二、邦达草原的89位烈士

但真正让老张魂牵梦萦了一辈子的，是邦达。

邦达草原，位于昌都地区，海拔4334米。那里没有树，只有一望无际的草甸和永远刮不完的风。空气含氧量不到内地的一半，人在那里走路都像背着一座山。可就是在那样的地方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工程兵部队要修建一座机场——邦达机场。

老张参与了邦达机场的修建。他告诉我，那时的条件，现在的人无法想象。部队抵达时，各连队先搭帐篷，然后挖坑夯土建房，油毛毡加上篾席的顶上压几坨厚厚的草皮几块重重的石头，以抵御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和十级的狂风。最要命的是缺氧，每个人都嘴唇发紫，指甲凹陷，走几步就喘得像拉风箱。

可工程不能停。机场跑道需要平整、碾压、浇筑。机械不够，就靠人拉肩扛。很多战友从内地来，身体还没有适应高原，就投入了高强度的劳动。有的人在工地上突然倒下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“89个。”老张伸出指头，声音低沉得像远处雪山崩塌的回响。“修那座机场，死在那里的有89个战友,这只是纪念碑上记载的烈士人数，实际的人数应该更多。”

他说，那些年轻的生命，大多是劳累过度、营养不良、突发疾病，来不及抢救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他们中既有三四十岁的营团干部，也有入伍不到一年，连一张军装照都没来得及寄回家的十七八岁的年轻战士。

老张放心不下，“风吹日晒，没有亲人来看他们。他们是离开家太久太远的孩子，在澜沧江边漂泊，在金沙江畔游走，在漫天风雪的荒原里，寻觅着家的方向。”

他说这话时，我带着呼吸机，泪眼朦胧中看见他眼眶已经红了。我忽然想起，自己在西藏部队采访时，见到烈士陵园的那些坟茔——没有墓碑，只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土包，被风雪吹得几乎与草原融为一体的坟墓，我也会停下脚步，敬一个礼。

因为那是我们兄弟的归宿。

三、一个老兵的八次回望

老张1975年1月退伍。离开西藏后，他当过十年工人，后调入行政管理部门，在调研员职位上退休。可他的人离开了，心却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，连自己的网名也叫高原之子。

自2004年以来，他八次回到西藏。

八次。二十年间，一个身上带着钢板、而今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，一次次驱车翻越海拔五千米的雪山，回到亚东，回到日喀则，回到昌都邦达机场。

2018年秋，曾在东北边防同年入伍的弟弟陪他再次来到邦达机场，那是他第四次自驾回到邦达。他们站在机场附近的纪念碑前，默立了很久。署名江湖之外的弟弟，后来在《八一·雪域青春祭》(雪域老兵吧2024年8月1日推出)中写道：“我哥捧起哈达，仰望塔顶，迈上阶梯，一步一呼喊那些在云端凝望的灵魂。祭祀座上，一樽醇酒，还酹青石。”

2023年9月10日，他第三次驱车来到日喀则，去看望长眠在那里的战友。他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——那哈达在风中飘展，像雪山的云朵，像雅鲁藏布的波浪。他敬上一簇黄菊，然后缓缓举起右手，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风很大，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。他就那样站着，像一尊雕塑。

这一次，老张在我病床边，平静地告诉我一个决定，而且早已嘱托家人:“百年之后，无需方寸墓穴，无需碑上留名。把骨灰撒到邦达机场纪念碑附近。家里留一张当兵时的照片就可以了”。因为他要留下最美的自己——青春容颜和无愧于家国的人生！其实这不是离去，而是他的又一次归队。

他接着说，其实就在前几天，他的一名战友先期抵达，并在纪念碑的周围由家人和战友完成了这位战友的遗愿。他先于我归队。

我有些哽咽，说不出话来。一个老兵，对自己后事的安排，不是落叶归根，不是与亲人合葬，而是要回到那片风雪交加的草原，回到89位战友身边。

他用一生的时间，诠释了什么叫“战友”。

四、带着兄弟的魂回邦达

老张有一个战友，叫张宏。

1971年1月21日，他们一同在成都军供站穿上军装。从那一天起，兄弟情、战友情，就渐渐地成为他情感生活的一部分。50多年来，他们一起回西藏，一起祭奠战友，一起回忆邦达的雪、亚东的雨。

2016年6月，张宏走了。

出殡那天，老张送张宏去天国。当张宏的遗体化为缕缕青烟升腾的时候，他的眼前浮现出病中到医院探望的情景——那天在张宏家，只有他们两人，聊了很久。那时，张宏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绝症。他对张宏说：“好好养病，到时我们一起又回邦达。”

一提到邦达，张宏好像一下子有了神气。那双因病痛而黯淡的眼睛里，忽然闪过一道光。可随即，他又摇了摇头，眸子上泛出了泪光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倒还想去……看来今生去不了啰。只有你把兄弟的魂带回去了。”

张老兵忍住泪，握住他的手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老张对我说，他打算生前还要回一趟西藏，带上哈达，去到邦达。把张宏的遗愿化作哈达系在纪念碑的围栏上，系在两年前他和张宏一起系过的那根铁柱上。然后他站在那里，对着广袤的草原喊了一声：

“兄弟，我送你回来了！送你回到了邦达！”

听他说完，我眼泪顺着眼眶打转。我也是一个西藏兵。我懂得那一份生死相托的感情。

五、病床前的三个小时

老张在我家待了三个小时。

我们聊亚东的今昔。他说，他去过亚东，噶举寺建的更好了，转经筒还在转动，可当年进出通往位于密林深处营房的便道，如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他开车在那条公路上慢慢走，感受着当年出操跑步的风声。但想找到出操集合的那块平地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

我们聊邦达的变迁。他说，“现在的邦达机场几经改造，已经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高高原机场。开通了民航飞机，每天都有航班飞往北京，重庆，西安，绵阳，拉萨和成都。可纪念碑上记载的89名烈士，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”。他每次去，都要献上鲜花和哈达，斟满一杯烈酒——那是他雷打不动为兄弟们做的一件事。

我们聊人生的悲喜，聊居家的衣食。他说起成都家里还有一位近百岁的岳母，一个即将中考的孙女。他说起自己的身体，带有钢板的左臂每逢阴天就有点隐隐作痛，可只要一坐上车，一开往西藏的方向，什么病痛都没有了。

“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。”他说，“也是我的命。”

三个小时后，他起身告辞。我留他住下，他拒绝了。他说岳母年纪大了，孙女要中考，家里离不开人。于是我们依依不舍，握手辞别。

我把他送到门口，却再也走不动了。我的间质性肺炎已经到了晚期，生活已经不能自理，连站起来送他到停车场都做不到。我只能靠在门框上，看着他的背影一步步走远。

然后，我缓缓举起右手。

那是一个不太规范的军礼——手臂抬不到标准高度，手指也有些颤抖。可那是我作为一个西藏老兵，只能给他这样的最高礼遇。

他回过头，看见了。他也举起右手，回了我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又回到了亚东沟的密林里，回到了邦达草原的风雪中。我们不是两个垂暮的老人，而是两个年轻的士兵，正站在高原的哨位上，向彼此致敬。

六、笔记本里的红包

二十分钟后，我收到张老兵的视频连线。

他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靠边停车。视频里的背景是安岳丘陵田野里的绿色。他对我说：“把最小的那个笔记本打开看看。”

我照做了。

笔记本的扉页里，夹着一个红包。上面规规整整地写着——

“祝洪国战友吉祥安康”

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，静静躺在里面。

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这就是西藏战友。他怕当面给我，我会推辞，会耗费说话的力气。所以他故意错过饭点，故意不说出发时间，把红包藏在我事后才能发现的笔记本里。等到车已开远，才回头告知！

其情其景，只有我们西藏兵最懂。

七、用文字留住情愫

我的间质性肺炎已进入晚期。医生说，这个病不可逆，肺会慢慢纤维化，最后像石头一样失去弹性。我的双手也在萎缩，打字越来越困难。可我仍然坚持用文字记录西藏军旅的点滴往事。

因为我知道，过去不会重来。那些在亚东沟的密林里唱过的歌，那些在邦达草原的寒风中流过的汗，那些长眠在高原的战友，那些还活着却已白发苍苍的老兵——他们的故事，如果不记下来，就会被风吹散，被雪掩埋。

老张说，他不要墓地，只要把骨灰撒在邦达机场纪念碑附近。

我想，如果我有一天也走了，我的文字就是我的墓碑。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，都会知道：在遥远的西藏高原，在亚东沟的原始森林和邦达草原的风雪跑道上，曾经有一群年轻人，用青春和生命，铺就了一条通往蓝天的路。

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

西藏兵。

而老张用他八次重返高原的旅程，用他藏在笔记本里的红包，用他带着兄弟的魂重返高原的承诺，用他一生都无法取出的那块钢板，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战友深情。

那深情，像邦达的风，吹过四十年依然凛冽；像亚东的雪，落在心上永不融化。

2026年6月11日于农村老家病榻

（注：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）

作者简介：

贾洪国：1968 年生人，中共党员，西藏军旅五年，荣立部队新闻报道三等功一次，曾获全国农民报好新闻一等奖。出版有个人文学集《 一花一世界 》《 人生足迹 》《 风兮雨兮》。近年来，主要精力用于采写纪实散文集《军旅宥坐——寻访战友故事集》目前已汇集了三册，110万字的文稿。

把文字当成爱好经营，把生活当成诗意品味，一念花开，一念云起，在时光中拈花微笑，能穿透岁月的漫漫尘埃。